2023 年 6 月 13 日，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科马克·麦卡锡去世了，下个月本是他 90 岁的生日。他的两本新作 The Passenger 和 Stella Maris 刚出不久，我忘了在哪里读到 “while we still have him”，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we lose him” 的时刻。

The Book Review 这一期请了纽约时报麦卡锡讣告的作者 Dwight Garner 聊麦卡锡和他的作品。麦卡锡鲜少接受采访，是文坛著名的隐士，但据认识他、与他有过交往的人讲，他实际上是个raconteur，也非常幽默。像卡夫卡一样，麦卡锡的小说主要给人荒芜和黑暗的印象，“幽默”二字很少与他联系在一起，但是 Dwight 说他一直回去重读的大概是那三四本最能体现他幽默的作品。

2007 年麦卡锡破天荒地上了奥普拉·温弗瑞的脱口秀，Dwight 说那时纽时书评编辑集体去了一个叫Jimmy’s Club 的酒吧看节目，聚光灯下的麦卡锡显得很不自然，明显不适应这种场合。早在那年 Dwight 就被分配了写麦卡锡讣告的任务，他说那时麦卡锡看起来已经很老了，half out of the game. 细想觉得这事有点残忍，每个年迈的名人都有很多份早已写好的讣告，和死亡一起等在尽头。

Dwight 曾经写过一篇有关麦卡锡小说里食物的文章，他说在 The Passenger 里，Bobby 和朋友在新奥尔良的老牌意大利餐厅 Mosca’s 点了一道 Fettuccine with clams，但是新奥尔良附近的海域根本不产出 clam，而 Mosca’s 的现任店主说也许早年她阿姨给熟客做过，但是菜单上从没出现过这道菜。他通过出版商联系到麦卡锡，麦卡锡给了一个 Bobby Western 式的回复，暴躁但有趣：

No goddamn clams! Put a note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文章里提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The Road 书评，作者从事食品行业，从肉食处理的角度论证为什么书中描写的惨无人道的末世食人场面很不实际。比如将活人养在地下室作为食物来源，一次取一只胳膊或一条腿，被囚禁的人发出痛苦的尖叫期望获救。但是从能量获取的角度来说最优的做法是把人立刻杀死，不同部位做不同处理，以免这些“食物”为维持生命无谓地消耗能量。

节目的后半段是 The Book Review 前主持 Pamela Paul 和纽时书评编辑 Emily Eakin 回忆与 Robert Gottlieb 合作经历。虽然 Robert 在编辑事务上很挑剔，曾经与 Robert Caro 为了标点符号吵很久，但除此之外他是个很好相处的人，pandemic 期间无法见面，他会和合作的编辑打几个小时的电话。他爱看芭蕾，写了很久芭蕾评论，最新出的书是关于格雷塔·嘉宝的，Pamela 说她本来对嘉宝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一翻开他的书发现非常好读，流畅、平易近人还有低调的幽默。

前 1/3 请了TLS的美国文学编辑 George Berridge 谈麦卡锡的文学遗产，在我读过的麦卡锡两本新书的若干书评中，George Berridge 写的 End of the road 是我私心最喜欢的一篇。The Passenger 中的很多人物都能在麦卡锡的生活中找到原型，比如 John Sheddan，麦卡锡早年题签给他的书已经价值几千美元。George 提到 The Road 改编的电影，认为它触到了麦卡锡作品中被忽视的一点——黑暗中的柔情。

On the Death of Cormac McCarthy

篇幅不长但一针见血，让引文自己说话：

麦卡锡的声音是永恒的——不是在“将被世世代代阅读”的俗滥意义上，而是在令人不安、事关宇宙的意义上，人们无法判断这个声音是古代还是来自遥远的未来。辞藻促成了这种效果，因为这些词似乎如此莫名其妙，就像他从某个史前河床上挖掘出来的一样，在那里，它们就像人类语言最早的化石一样被埋葬了。

《血色子午线》和《乘客》中描述的世界不是为你我这样的凡人而建。相反，它是为神一样的人物建造的角斗场，他们没兴趣为匆匆经过他们世界的人类提供暂时的慰藉。这些超人角色计划和战斗的时间以千年为单位，而他们对我们其他人只投以无关紧要的关心。但讽刺的是，麦卡锡冷漠无情的小说其实有最富人性的主题：神和半神一直在激战，这个战场先于人类而存在，在我们都消失后也将继续存在，那么在这里，一个凡人将如何生存和死亡？

Old Woods and Deep

James Agee 的小说 A Death in the Family 曾一直被认为是最伟大的 Knoxville 小说，直到麦卡锡写出了 Suttree，挑战它的地位。Knoxville 是麦卡锡生活很久的地方，有他的学校和两座住过的房子（其中一间已经被拆），在它周围也有许多在 Suttree 中出现的地点和痕迹。一位热爱麦卡锡的读者，因为作家本人除了作品之外少有采访，只得寄希望于去 Knoxville 寻访出现在他书中的风景和地点，希望能对他有更多了解。

但是作者逐渐发现自己的不诚实，他想触摸的是麦卡锡的东西，而不是他小说里的场景或者风景。他希望借由作者的形象（image）来修正自己的认知，而不是他的写作（writing）。Janet Malcolm 在 The Silent Woman 中写道，“这个世界喜欢坚守它的幻想、谣言、政治和鬼气森森的八卦，而不是消除它们。”

从月初的范新、宗城、史航到星火燎原的台湾 MeToo，从 BBC 关于偷拍及其产业链的纪录片，到川大女生怀疑大叔偷拍闹上热搜的纠纷，整个六月未曾停歇，现在正是应当谈论女性主义，尤其是性骚扰和性侵犯问题的时候。

道理并不新鲜，但需要反复言说，远没到可以停下的时候。

随机波动出的新节目，短节目在中文播客里并不多见，在我兴趣范围内的就更少。我一直都挺喜欢看其他人读/听/看/关心什么这类内容，不管是视频、音频还是图文，所以“今日无事发生”值得关注。事情其实一直在发生，只是因为各种各样主观客观的屏障，才会显得好像“无事发生”，但我们不能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

台灣#MeToo十問：怎樣算是性騷擾？遇到了怎麼辦、如何存證？申訴機制和法律哪裡不足？

莊喬汝律師参与的報導者文章和做嘉宾的这期播客可以放在一起读/听，以下是我的粗糙摘录，文章和播客提供的信息更详细。

性骚扰的判断一直很难。在法律实务上，刑事上的性骚扰认定不是依照被害人主观意愿判断的，需要证据，庄律师说实务上有一个“合理被害人”的原则，即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处在被害人情境下也会觉得不舒服。以及即使伤害没有严重到性骚扰罪的程度，也可能符合行政申诉下的“冒犯性环境”。

性骚扰申诉率很低，成案（立案）率也很低，2021 年全台性骚扰案件有 2476 件，成案只有 1284 件，成案率低的原因就是取证困难。事实上性骚扰不但是成案不易，申诉也不易。庄律师说：“我们的经验是大概十个被害人里面，两个三个提出申诉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大部分的被害人其实尤其在职场上，有权力关系的会选择放弃。”另一个数据：励馨基金会2021年进行的性别暴力问卷调查中，发现职场性骚扰被害人只有 25% 提出申诉，申诉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证据不足，占 50%。

“不要责怪别人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因为律师也有讲这整个程序是非常的冗长，不管是要你去重诉这个过程，或者可能去问了很多其他的，所以我觉得当事人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大家很难想象的。然后我觉得也不要轻易去认定，说今天上了法院他没有成案的，你就当做没有性骚扰这件事情。因为刚刚她也讲到很多检察官跟律师，其实自己私底下是觉得说有这真的有性骚扰，但是无奈是证据不足，所以不是说今天法院没有认证就代表说真的没有这件事情。”

温柔而坚强的一期节目，主持人温暖，嘉宾诚恳。性骚扰的受害者大部分为女性，但也有少部分男性和Trans/Queer，由于人数较少 ta 们的声音难以被听见。从事情发生到终于决定说出来，李援军花了九年，其间他甚至还为加害者考虑，因为说出来等于加害者实际上的性向出柜。

因为几天之后我就要生日了，对我来说，我说出来，我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对于你这样的行为感到恶心跟不舒服，你不应该一直把这样子的动作跟过程当成是一种临幸别人的行为。然后我可以不用再背着自己的担子，然后每一年告诉自己说“没事，没事，就是不要去看就好了”。我觉得我可能从之后开始看到他的脸，还是会觉得很不舒服，但至少我已经不需要一直去承担他当年做过的事情，然后（挣扎）到底要不要说。

但我也更希望其实大家都要去关注到，在这件事情背后之后还有人曾经受到侵害，也有人因为侵害被揭开之后而造成身心压力，他们也很需要大家的支持，所以尤其是大家就是要一起。已经 2023 年了，我们社会在这种事情上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开放跟友善，那既然可以友善讨论，我们就应该要更温柔的去对待每一个在不同情境下受害的人。

台湾的MeToo时刻：说出自己的故事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六位发声的受害人事前和事后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的期待、诉求和呼吁。发声者彼此支持、彼此鼓励，讲出自己的经历就能给其他人站出来的勇气。

发声人陈蔚尔：要让这股力量不中断，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就能发挥长远的影响。心理专长的人士负责疗愈、能写评论的作者就写、有流量的人就转发，至于我们，就继续存在着。每个人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点什么，每件小小的事情累积起来，就会有差。但这会需要时间。未来我们就有可能促成新法案的推动，或是正义的到来。但是，需要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些不只是女性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每一个人的责任。

记者陈虹瑾和曾芷筠讲述自己遭遇性骚扰和与之对抗的经历，在每一次经历中，每个受害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考量，面临不一样的困难，ta 们会愤怒、羞耻、恐惧、甚至自我责备，也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算了”。

吴晓乐（吴珊珊）和赵思乐在指控曾柏文前，曾互相确认，如果一个人说出来另一个人也会跟上，确保不会让彼此孤单。在与她们沟通之后，曾芷筠也参与了对曾柏文的指控。决定发声前，她与朋友一起整理了自己的经验，也做了心理建设和沙盘推演。进入公众视野可能意味着情绪风暴，意味着逐渐被掏空的过程，可能面对网友攻击，家人也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时候从情绪漩涡中抽身，转移注意力并且照顾自己十分必要。她说互相支持很重要，像一个团队一样，在讨论的过程中彼此接住，集合起来的力量就会很强大。

女性的性别和权力结构问题，首先是要回到台湾社会许久的父权结构，刚刚锦华跟芷筠其实都有提到，还有就是他们理所当然的那种权力的资格感，谁给你这个勇气？那是谁给你这些加害人？反正你也不敢说，反正你说出来大家也不信，反正你没有证据啦，这种勇气。首先我们必须要去觉察父权机制是怎么样在暗中运作的，这样的权力关系不是很单纯的命令与服从，它是深入社会很多层面的错综复杂，甚至经过很多个世代的累积出来的产物。这样的关系造成对我们实际的压迫，它运作的方式是幽微的，是细致的，甚至是“被害人不可说的”，是“被害人说出来是可耻的”这样子的概念。

我身为一个女性，我在这之中也经历过各种怀疑，我觉得很讽刺的是，我常常会拿来提醒自己的是，其实我们当记者的常常在写，我们应该要去翻转性暴力、不应该要求一个完美被害人、完美被害人的迷思应该要被打破。可是回过头来想，在我职业养成的各个阶段，在经历各种程度不一的骚扰之后，我其实走过了好几次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重建。那我也才发现原来我常常要求自己要去当一个完美的被害人，常常去质问自己说你为什么那时候愣住，你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叫出来，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勇气让自己和对方的机构知道，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想说算了不要闹大，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去在期限之内提出刑事告诉，附带民事赔偿。直到现在才慢慢地去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去直视自己的伤口，甚至问心无愧地对自己去说一句，这不是你的错。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是需要反复地锤炼，一再地崩溃之后，再一再地去重建。

对被害人来说，其实这个 MeToo 运动是一个很大的迟来的安慰。要把这些不适、不安，后悔、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鞭挞压下去这么多年。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会相信我不是孤单的，我是有人相信的。我曾经不敢去叩问我受过的伤，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值得的，但我觉得现在看见自己的创伤，也让这个集体的创伤被看见，是一个疗愈的开始。

这期嘉宾是台中市家庭暴力和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特约心理师宋妍洁，她更能明白受害人不同的期望和处境。从她的视角看来，MeToo 的意义是让受害人有机会说话，因而在社会意义上创造更多的理解。理解不仅是友好环境的基础，也是更多变革发生的基础。

被害人到底要什么？今天有 10 个被害人，可能有 10 种不同的想法，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到法院，法官给他一个正义，这很困难。有的被害人期待的是别的事情，有的被害人期待的是 ta 自己的安心，期待的是 ta 自己整个心情可以平静下来，期待 ta 不再这么恐惧。有的人希望加害人最好被车撞死，或者是明天就怎么样之类的，但有的人是期待法院这件事，每个人的期待都不一样，但是站在一般社会大众的立场说，我们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当然需要完备法律。所以我认为让大家说、让被害人去诉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现在反而会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当一切都进入了一个有 SOP 的状态，一定要先道歉，要有诚意，然后暂停工作，跟被害人道歉。作为心理治疗师，站在我的立场，可能不是这么期待这些事情，我希望有更多的被害人可以说。越来越多的被害人可以说，就有越来越多人可以听，然后越来越多人可以理解。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一旦我们可以理解了，ta就可以知道ta不需要去检讨自己，ta的发声的确就是那个样子。

被害者的叙述本身就是意义，跟各位说，找回那一点点勇气的过程不是一个一路往前的过程，它可能是一个走三步退两步的过程，然后有可能一觉醒来，你觉得你好像飞越了一个整个太平洋，但是下一次你醒来你又觉得你好像退回了地狱，它是一个这样的历程。可是我要跟各位形容，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个历程，那就代表你正在改变。这是一件好事，这不是一件坏事。我很希望有人能够倾听你的经历，他不一定能接住你，但我也很希望透过专业的协助或者是其他，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总有一天我也很希望你可以接住你自己。

请了@小波福娃介绍美国女权运动史的一角，从 1960 年代平权运动的偶然开始，到“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这个词的诞生，到从职场开始的反性骚扰运动，权利的争取和法律的修订每一步都很艰难。甚至有些案子现在看起来很离奇，文森案中，文森遭受了几乎所有形式的性暴力，在法律上却只能当成性骚扰案来看。

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 这本书出版之后，那些尝试参与这些工作，试图介入这些工作的女性律师都当成了圣经，因为当时这方面案件梳理起来就是一团乱麻，直觉上知道这肯定违反了法案第7章关于就业平等的性别条款。但是她们可能太天真了，她们没有想到法律不保护这件事情，法律根本不理解这件事情。法律的语言是一种男性的语言。所以她们需要做的工作是要用一种女性的语言把它翻译成法律的语言，让律师和法务工作者、让参与这件事情的人去理解。所以她们当时这一批的人都会非常非常的在意，要把这个问题给结构化，把它法理化，使它听上去像一个男人能够理解的事情。

MeToo六年：在欧美，这场运动面临反弹与质疑

这期节目和这篇文章都是反思 MeToo 运动的，节目谈得更泛，基于美国经验讨论了企业和学校制度上的反思，以及它本身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文章列举了 MeToo 面临的质疑和挑战，比如 Depp vs. Amber、调情和性骚扰界限问题、战场只局限在社交媒体而现实机制远没有跟进、死板的职场规定使异性同事间互动僵硬从而进一步边缘化女性等。

Feminists Against the Sexual Revolution

这篇文章聚焦 Reactionary feminism 的群体，这个群体强调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主张却是一些奇怪的组合，比如推崇婚姻、反对避孕手段、商业代孕、性交易、自我性别认同，在天主教保守派、激进女权、奇怪的互联网右翼（weird online right）这几个难有交集的群体中都有一些拥护者。

值得注意的是英美两国的女性主义环境不同，根据作者的观点，英国的女性主义的假定是，女性是一种生理上弱势（physical vulnerabilities）的性别阶级，美国则有禁止歧视各种边缘化群体的进步法律传统，而且由于长达数十年的堕胎权斗争，女性主义在美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选择和身体自主的概念。

抓住那个“痴汉”

正面连接做的与 BBC 偷拍纪录片制作团队的访谈，作者之一@熊阿姨在微博中写道，“四年后看到兆音做的杀猪盘和地铁痴汉报道，这些跨国诈骗、偷拍黑产，是最现实的社会问题，东亚女性被集体无视的权益，更是一种最直接的政治问题。憋在北京的三年不可避免地让我们眼界缩小了懒惰了，兆音和同事的工作对大家都是一次巨大激励”。

专访热田敬子：从战争性暴力到性产业，我用交叉视角认识东亚、国家与女性

社会学学者热田敬子的访谈，有关战争中日本慰安制度受害女性，非常值得一读。敬子说，自己的视角起初和上野千鹤子一样，主张“性暴力连续体”（日常生活中的性骚扰到战争性暴力的连续体），但田野研究的经验让她思考，只用性别视角，会看错问题。她觉得这个议题上的交叉性特别明显，“见过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看了她们的生活环境、社会背景，慢慢明白她们的受害经验跟战后经历、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后殖民情况、城市和农村的差异都有关联。”

林愚波：面对性侵指控，公众应该“疑罪从无”吗？舆论能保持中立吗？

「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

“疑罪从无”（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是一个刑法概念，未必适用于其他法律范围以及公众意见领域。它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被怀疑犯罪或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有罪之前，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而起诉方需要承担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

有人问，我在性侵案审判结果出来前保持中立，不站任何一方，只相信法律的判决，这样行不行？我想反问的是，在性侵案件中，真的有“中立”位吗？前文说到，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正义，但司法审判并非总能实现正义。各国的司法实践不同、司法处理性暴力的能力也不一样，但一个被承认的、常见的问题是，司法制度在性暴力问题上有时（甚至往往）是有利性侵者的。

林愚波的文章主要探讨了“疑罪从无”和“舆论中立”两个问题，2019 年林垚在《思想》杂志上发的 72 页长文《“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讨论了 MeToo 运动的脉络、机制与诉求，辨析和回应了 MeToo 运动质疑者各种常见观点与论述。其中第二章从法理上讨论了“MeToo 运动实行有罪推定”说法的恐慌和谬误。

男性自白：在MeToo的经验现身中，我也在了解自己是怎样的人

一位男性剖析自己成长中遇到的痛苦与困惑，讲述了他如何通过体察他人痛苦，及与周围人沟通中慢慢建立起性别的界限。如何从压抑孤独和欲望变为正视它并与它平静地共处。

在开始表达自己经验之前，我有一件事想跟阅读的朋友说，我的痛苦并非你需要承担的责任，照顾自己的痛苦，我是最有能力的那个人，因为我最有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有意愿承担我很感谢你，但这并非义务，特别是在你心中的痛苦还未能得到看见、善待甚至疗愈之前，这也是我过去所犯的错误之一，希望受伤的人同理伤害他的人，期待能形成对话，但对话不只无法形成，反而让受伤的人在听见他人痛苦时，无处安放自己的痛苦，所以我想说，如果你有余裕同理我，我很感谢你，但置我的痛苦与自己的界线之外，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善待，我犯的错误是，当关注一群人的痛苦，但却失去对另一群人痛苦的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