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ouch and yet not a touch

与形而上学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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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查尔斯·皮尔士在一份从未公开过的手稿中写道:“那是70年代的头两年,我们这群在老剑桥的年轻人开始管自己叫‘形而上学俱乐部’,这里面半是讽刺,半是玩世不恭——因为那时候不可知论甚嚣尘上,对任何形而上学都嗤之以鼻。” 这个俱乐部是本书四位主要人物——小奥立弗·温德尔·霍姆斯、威廉·詹姆斯、查尔斯·皮尔士和约翰·杜威最重要的交集。“形而上学”的名号从一开始就蕴含了讽刺和反叛,也恰好预示了他们四位之后的思想风格——抛弃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用另一个视角看待科学、思想与行为,甚至重新定义哲学的作用、行事原则和真理。

从确定到不确定

战争总是让人陷入怀疑和反思。

霍姆斯出生在一个波士顿“婆罗明”家庭,在内战时报名参军,见证了枪林弹雨、生命无常之后,他抛弃了宗教信仰,认为“不确定性就是他需要的全部确定性”。他还认识到心灵有灵活的适应性,足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考验,无需保有始终不变的观念。“我们需要理由的理由总是在变化”。

在见证了好友和战友阿博特勇猛(但盲目)的冲锋之后,霍姆斯的思想发生了第二次转变:认为士兵的专业水准和纪律,比任何特定事业的价值都高——成功比信仰的纯粹更值得赞赏。从这里开始,霍姆斯告别了战前主导北方知识分子生活的观念——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道德主义,转向职业水准、专业技能,变成了“支持专业主义的爱默生”,这些东西意味着客观,对制度作为事业的高效组织者的尊重,以及现代的、科学的态度。

战场教给霍姆斯的另一个教训是确信带来暴力。对自己的观念的确信带来优越感和把观念强加在他人身上的动力,霍姆斯认为,“如果关于正确性的信念足够坚定有力,那么抵制迟早都会遭遇暴力”。文明侵略成性,但如果为了把自身观点强加于人而诉诸暴力,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压迫。战争的初衷是废除奴隶制,结果却暴露出自己是奴隶制的孪生兄弟,同时也是双亲、骨肉和维持者。

进一步地,如果确信意味着优越感和输出压迫的冲动,在反思自身时,对自己的确信也要心存怀疑。到最后,霍姆斯认为,只能认为某个观点是“合理的”。但是他似乎并未发展出很好的办法来解决,霍姆斯承认,“他也能够拿起武器,为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战,即使知道他只是在为个人偏好而战也无济于事”。这一点反映到他的法律观点上就变成,每个人都有动力,试着将世界变成他们会喜欢的样子。有想维持现状的人,自然也有想改变现状的人,后者被霍姆斯认为“只不过是在试图将总体社会负担的一部分,从一群人肩上转移给另一群人”。公平和正义不是什么永恒的原则,只是撑起运动的口号。而能调和针锋相对的观点,又不至于产生太大摩擦的,就是民主。

霍姆斯考量民事自由权的基础是,只从社会总体力量的角度考虑,并不关心个体。为了团体能够前进,个人掉队或被扔下也没有关系。他眼里不再有独立的个体的人,而是组成社会的功能化的原子。霍姆斯不赞同甚至蔑视“个人权利与生俱来”,如果个体权益是存在的,那也是建立在社会权益基础上的。

从规定性到预言性

不同于历经战争锤打的霍姆斯,思想经历了崩塌和重建的过程,威廉·詹姆斯对不确定性的拥护源自他性格中的优柔寡断和反复无常:因为无法放弃其他可能性,索性不选择任何一种。纠结和犹豫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毕生都在发展一种宇宙观,使得现代科学和宗教信仰共存。

威廉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秉持一元论的世界观,相信看不见的世界永不改变的现实,对世俗道德的差别漠不关心,也反对个人主义,这些思想从属于封闭的、预先决定的宇宙概念,而威廉·詹姆斯的思想就是专门为了颠覆这种概念的,他认为,宇宙应该重新命名为“多重宇宙”,而他对个体能动作用的力量深信不疑。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其唯物主义基础与神创论和智慧设计论水火不容,达尔文想要建立的理论就连他最忠实的追随者都不愿意承认,即物种——包括人类自身——都是由完全自然、产生偶然的盲目过程创造并据此演化的。变异的发生充满随机性,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优势性状因为更容易生存下来而存活:达尔文实际上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进化论关注的是具有不同性状的个体间的竞争,环境与资源的变化与种群生存之间紧绷的关系,因而在意个体与其他个体、与外界的关系,不关心“理想型”的个体。在达尔文之前,对个体的“类型”“本质”之类的语言是静态的、规定性的,采用统计、概率的语言是预言性的、发展的、变化的。达尔文用统计语言重定义了“物种”,使其不再是固定的概念,而只是为了描述群体共有的相似性,是与“变种”相对的概念,实质上也没有本质区别。关系比类别更加重要;可变的功效,将比提前设定的目标更加重要;过渡将比分界更重要;顺序将比等级结构更重要。在这之后,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逐渐从状态发展到过程。

拉普拉斯(以及昌西·赖特和查尔斯的父亲本杰明·皮尔士)认为宇宙是一连串的因果事件,是机械的、必然的,一致的初始条件会指向一致的过程和结果,“拉普拉斯妖”的全知全能是人类需要努力去摘的、遥不可及的星辰,概率论的作用是弥补人类不足,他说到“不确定性”的时候,指的是人类的不确定性;说到“可能性”时,指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认识不够完全。麦克斯韦则提出了“麦克斯韦妖”来挑战这种必然性,认为小概率事件也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他对概率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查尔斯·皮尔士,皮尔士认为科学定律只是对于大部分情况下会发生什么的预判,就连“几何公理都只是经验法则,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们相信它是那么精确、那么完美”。因此认定某项定律绝对正确,只是出于务实的决定。科学定律实际上只是追本溯源的工具,它能帮助我们查明事物。这与詹姆斯继承的勒努维耶的观点“哲学不是通往确定性的路径,而只是应对问题的方法”有相同的本质。

皮尔士在进化论和麦克斯韦的概率基础上衍生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看似稳定、可预测的系统中,一个极其偶然的微小的改变,长久的积累也会导致巨大的变化。既然自然环境随着概率演化,法则和定律也会随之变化,具有适应性。这一点与霍姆斯提出的“心灵有适应性,面对不断变化的信念考验”如出一辙。皮尔士更进一步,将进化论推广至物理和宇宙中,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他把“习惯”定义成了一种“行为趋势”,角色相当于进化论中的“性状”,在漫长的生存选择中,坏习惯或没有习惯的会被淘汰,良好的习惯会被留下来。物体和规律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是因为在生存竞争中不具有当前性状的都被过滤了。万有引力定律意味着不具有互相吸引这种特质的物体会被甩出空间之外,被“淘汰”,因而留下的物体全部具有“互相吸引”这种良好的习惯;时间之所以是线性的,也是通过养成良好的习惯。

牛顿、达尔文和拉普拉斯的理论中都默认了因果律,麦克斯韦曾说这是一个“形而上”的假设。皮尔士则关心最为底层的问题:因果律是有原因的吗,关于演化的定律也会演化吗?麦克斯韦和达尔文都没能解答这个问题,休谟的说法是因果律是我们观察到“恒常连结”后在想象中将之归类。皮尔士的答案也谈不上多么理想:“因果关系并不是作为别的什么法则起作用的结果而出现的,而是纯粹在偶然之中,凭空出现。普遍法则无法用任何特殊法则来解释……偶然性是不确定的,是自由的,只不过是自由在严格的法则限制下的表现。”

进化论并没有给詹姆斯带来皮尔士同样多的灵感。詹姆斯认为,《物种起源》大获成功带来了两个不正确的经验。其一是认为科学是适当独立于我们(或我们社会)的兴趣和偏好的活动;其二是“适者生存”的信条,将进化的逻辑变成人类价值的逻辑:它告诉人们,我们应该追求与被认为是“能适应”的生存特征相一致的政策和荣誉行为,还证明了某些胁迫是“自然的”、正当的——战争只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是物种得以进步的方法。

詹姆斯认为《物种起源》的真正意义,也是他写《心理学原理》的基础,是人类的能动性。“自然选择在人类中产生了有能力做出与‘适者生存’不一致的选择的生物。宇宙中有大智慧,那就是我们。在演化的道路上,我们从某处开始有了思想,这是撞了大运。思想让我们从生物学的牢笼中脱身。”

从“部分先于整体”到“整体决定部分”

与霍姆斯、詹姆斯和皮尔士不同,约翰·杜威的兴趣和成就更多集中在教育上,他开办了杜威学校,试验自己的理论,即“知识的统一”。这个理念来自于詹姆斯·马什和乔治·莫里斯的“任何主题都是某种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观点,但对杜威而言,他并不认同所有知识都是一个整体,而认为知识与行动是一体的,不可分割。

杜威认为,在早先科学家对反射弧的研究中,反应并非刺激的结果,反而“刺激”的概念是基于反应才被定义出来的。知识不是经验的结果,知识就是经验本身,是经验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觉得反应是随着自己而来的;杜威则教导我们,只是因为已经有了反应,才会有刺激。我们认为先有个人然后才有社会;杜威则教导我们,如果没有社会,那也就没有个人这回事。我们认为“知”是为了“行”;杜威则说,因为要“行”所以才会有“知”。他认为经验主义者犯了”假定部分先于整体”的错误,实际上正是整体让部分成为了部分。

经验主义将事物分成感官可感知的,和因为超越感官不可感知的,例如上帝。康德赞同这一区分,他认为“事物并不是生来就那么和谐,而需要有精神来让事物的存在易于理解”。人类的精神受限于时空,是局部的。只有能完整体察世界的精神,黑格尔才将之称作“绝对”。黑格尔有两层观点,第一层是“绝对”能够在历史中呈现,第二层是现实是绝对精神中的一种观念,历史就是这种观念逐渐自发地有了意识。自此,黑格尔将“绝对”和“历史”头尾相连形成圆环。观念始终存在,但只能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也只能通过时间具体体现出来,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样一个圆圈,预悬他的终点为目的,并以他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他实现并达到他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杜威“完整行为先于任何部分”的思想,就来源于黑格尔对观念在历史中展现的描述。这种“渐进过程而非瞬时状态”的思想也反映在黑格尔的宗教观中:“作为普遍精神的上帝不能只用上帝的当下存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某个存在者——来把握,而必须通过一段长期的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换句话说,上帝并非总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一直处于生成过程之中。”

杜威从传统希腊哲学观出走还体现在:他认为思想,与信仰和手一样,是用来适应环境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讲,心灵并不比一把叉子有更高的形而上的地位,所以“心灵与世界间的鸿沟”也就无从谈起。知识是“成功行为的工具或器官”。杜威认为,给心灵特殊地位的倾向以及这种思想,是阶级偏见的反映。希腊哲学家属于有闲阶级,因此他们自然就会把反思和臆测摆在比动手制造更高的位置。哲学自希腊以降,等同于在类似的阶级偏好下努力创建的历史。


实用主义者认为,当一个人为一个决定感到高兴时,会觉得这是必须做的决定,我们思索出原因前就知道自己是对的,这种“必须”取决于我们的自我理解与社会的“初始假设”有多契合,而这些假设为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判断赋予的道德分量,比逻辑和偏好大得多。

实用主义者倾向于以“目的”“价值”的眼光看待一切,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对社会的贡献。对于杜威和霍姆斯而言,社会性利益应置于个人利益之前,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取身份和定义,杜威还采纳了简·亚当斯的观点,认为对抗以对个人最大利益的误解为基础,利益冲突本身也是一种误解,是朝着共同结果发展时的紧张态势,会带来暴力,共同利益才是应当追求的东西。皮尔士认为由于个体理解的局限性,知识只能是社会性的。

哲学和科学的目的并不是反映现实或追求真理,“真理”也不是恒久不变的。詹姆斯认为,没有哪种信仰的合理性是因为与现实一致而得到证明的,因为反映现实并不是拥有思想的目的。杜威则认为信仰也只是适应环境的工具。对于科学,杜威抨击科学家将研究术语看成是真实事物的倾向,这种抨击就源于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中的“心理学家的错误”,而詹姆斯的这段话又来源于皮尔士、赖特和格林。在皮尔士眼里,科学只是追本溯源的工具,认定或质疑某项定律绝对正确,只是出于务实的决定,以避免困惑,或是适应新的假设。相信因果论,是因为“经验证明因果关系是值得的,是可以变现的信仰,能够让我们够到食物”。而有关什么是“真”,詹姆斯说,用来判定信念真假的标准都是循环论证,或是诉诸信念本身,思考本身就是个循环过程,在这中间判断“真的”或“对的”只是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方便而已。

实用主义是美国本土的哲学,本书作者路易斯·梅南把思想浸润在当时的社会和个人状况里,还原思想慢慢浮现的环境和过程。读者在书中看到了实用主义产生和发展所涉及的无比庞杂的事件和人物,比如实用主义的反建制性质,詹姆斯相信的自由意志与环境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而不是听任外界的摆布,明显可以看到爱默生的影子;拉普拉斯的机械论影响了昌西·赖特,达尔文和麦克斯韦的偶然和概率深刻影响了皮尔士,勒努维耶鼓舞了詹姆斯,杜威则受益于黑格尔的“绝对”,霍姆斯和杜威的功利主义基底又可以追溯到边沁。内战塑造了霍姆斯的早期观点,普尔曼大罢工又极大地影响了杜威和简·亚当斯。这些人合力创造出了一种适应现代性的哲学思想,帮助美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也促进了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学科建立。

皮尔士认为世界正“朝与现实、与认识论完全一致的方向进化,宇宙越来越可预测,关于宇宙的信仰会更固定”,但如今的世界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分裂、孤立和原子化,霍姆斯和杜威全力捍卫的民主也正在分崩离析。在种族矛盾极其严重,甚至演变为暴力冲突的当下,我们需要再次审视杜波依斯提出的黑人的“双重意识”——这个世界没能让黑人拥有自我意识,只能透过另一个世界的揭露看到自身。实用主义,这一发源于19世纪的,以包容为底层价值观、用以容许社会有更大差异存在的思想,直到百余年后的今天,仍应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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